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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15年底、2016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2015年的财务报表出来了，我看了一眼，我真的发现其实赚钱不是很难，因为恰好我们经历了2015年的大牛市，我们的规模从2014年的1个亿，到2015年年底是7个亿。2015年那一年赚的钱确实超过我的预期挺多的，在这个时候我会担心。我会去担心我赚钱方式的存在必要性。这个钱为什么由我来挣？这个钱为什么不是别人来挣？只是这次我运气好挣到的？还是我们的东西真的是有效的？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通过对我们模型的梳理，比如说我们的独特性。别人家的价值机构做的要么是激进的，要么是保守的，而我们不是，我们做的是“长期关注每一个点上的性价比”。同时我们定义了客户，我们定义了我们的用户画像，也很准确，准确到什么程度呢？我问过其它的私募基金，他们最初的投资人，现在可能规模做得很大，但是他们最初那批投资人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而我们公司好在，我们最初的第一年的十个投资人今天全在。这是我们想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程度，我会去想为什么我们有能力生存？

　　第三，我要决定我要做多大，其实很多人很在意这个，在意我们公司未来的样子、我们公司的愿景。你是做到60亿、70亿？还是100亿、200亿？事实上我们之前提出过一个话题，我们希望做到70亿的时候就不募资了，未来就靠我们自然滚动的增长也挺好。什么时候会让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做得大一些呢？有一天我们吃饭，就在杭州。我每个月在杭州待一周，有一天中午，跟杭州所有的同事一起吃饭。我就问大家一句话，现在国家允许我们做私募，给我们开了一个口子，说私募可以投资。如果有一天我们做得是挺好的，但是国家就不允许这个行业存在了，就不鼓励私募基金这个行业了。这个时候大家的选择，是各回各的公司打工，比如我回公募基金当基金经理了，在座的各位可能去券商也同样做运营，或者是做服务，或者是做研究员，或者是跟我一起去做基金经理等等，还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去种地？我们一起买一块地，我们就一起过山水田园的生活？大家都没有反应时间，大家说那我们就一起去种地好了。

　　这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收获了相互信任的一个团队。是因为有这个团队我们才在一起工作的，而不是赚不赚钱在一起工作，赚钱可能多一点、少一点，或者是工作中我忙一点、他闲一点，这个人可能最近要生孩子了，走了，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人会说，她的活我能干，我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这种相互补位的精神，我觉得我们收获了这种团队才是重要的。至于这个团队，我们把能力边界划分清楚，未来我们做什么都会成功。我觉得我们收获最大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决定什么？恰好决定的是我们未来能走多远、能管多少钱。

　　比如说我们分析一个企业，我们该不该投这个企业，第一点是你究竟能不能赚钱，这是科学性分析，是财务报表的分析。如果你通不过这个，我根本就不会看。第二，在财务报表分析之后，我们会去看的是你的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为什么谈这个？这个能决定你的企业能走多久。就是你这个生意，如果你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小，可能国家就真的会打击你。如果房地产这个行业不是缴了这么多税，整个中国财政的模式是土地模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国家会不会长期来看还是对地产行业挺支持的？不会的。很多时候一个行业一个公司能走得很深远，走得很踏实，就是因为它承担了很多的企业责任。企业责任的分析，主要是决定这个公司我们能拿多久。

　　第三个维度，我们的无形资产和商誉。但是无形资产和商誉往往集中在哪里呢？就集中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的团队身上。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会干什么，能决定我们公司做多大。一个是能不能做，一个是能做多久，一个是能做多大。所以，以后我们会经常地在这三个维度上是评价。回答了这个话题，就是“创业我们就应收获了什么”。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感？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之前就在想我们这一辈子每个人究竟在要什么。比如说投资赚了很多钱，大家也没拿出去。我问了一个最初的投资人，300万投进来，现在是1000万，但也没拿出去啊，都还放在这儿，那你的幸福感是不是看着300万变1000万就幸福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我的幸福感？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一个最大的区别，也可能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箱苹果摆在这儿，这里面有好的，有坏的。我是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坏的？按外国人、西方人的习惯，他们可能会先吃好的。为什么会先吃好的？因为先吃好的的人，从风险收益的角度来说，你是可以吃到尽可能多的好的。因为你始终在吃好的，所以好的变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尽量吃到了尽可能多的好的，因为你很可能吃一个坏的，接下来好的变坏了。实际上先吃坏的是一个非理性的需求。举一个例子，NBA的球星一年能赚两三千万美金的人，他住的房子一般都是几千万美金的，一年缴税就要交几十万美金。但他年纪大了，退役了，一年打球挣不了这么多钱，怎么办？好呀，我就搬到一个没那么大房子，我就住个公寓，不是挺好的吗？但是我赚钱的时候，我赚很多钱的时候，我就要充分地享受。因为我不享受，我把钱放在那儿没有干什么，最后随着通货膨胀，随着国家在用你的钱，实际上你的钱是不断地贬值，是被摊薄的。从吃好的还是吃坏的角度，先吃好的的人，可能你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吃到足够多的好的。

　　但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中国人往往会先选择吃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不来自于我可以尽量吃到多的好的。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可能来自于我明天比今天好。我今天是吃了坏的，但是我明天就可能吃到的苹果比今天的好呀，我总是先吃坏的，我就活在一个希望里。先吃好的的人，你吃到的每一个好的都是接下来当中最好的那一个，所以你活在美好的过去里。先吃坏的的人，你永远活在一个有可能变好的希望里。你今天把坏的吃了，明天你就有可能吃到一个好的，永远能让自己活在一种状态，是我的明天会更好。这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中国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储蓄率。中国人挣了5万块钱，外国人都花了，中国人至少会剩2万块钱。所以，中国有巨大储蓄率的背后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钱可以由国家或者是由我们的一个集体来统一支配。中国人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不怕2018年这样一个行情的主要的基础。所以，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面，他们讲到中国的优势究竟在哪儿，查理·芒格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在于中国巨大的储蓄率”。而这种储蓄率背后的来源是中国人希望把苦日子先过了，然后再去过好日子。所以，我们总会给自己的未来留一手。延迟满足的能力是中国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竞争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