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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底，英国皇家空军空袭了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熊熊燃烧的火海将大半个城市烧成了灰烬。苏联红军长时间的围攻则让整个城市彻底走向了毁灭。战争结束时，整个城市的建筑中，依然矗立不倒的不足12％。4.2万名哥尼斯堡居民惨遭杀害，其余大部分要么逃走了，要么被驱散到了其他地方。获胜的苏联政权驱逐了剩余的德国人，将幸存下来的建筑夷为平地，并将该市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市（以苏联国家元首名字命名），纳入苏联，将其彻底俄罗斯化。慢慢地，一座新的苏联城市出现了，30层的“苏维埃之家”占据了中心位置，四周是宽阔的街道和稀疏排列的多层楼房。柯尼斯堡的规划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将普鲁士往日的痕迹全部抹掉，但与西欧大多数重建的城市相比，它却造出了某种“更像战时‘噩梦’和战前规划者的东西”。在市中心，原来的鹅卵石街道和古老建筑此时几乎没了踪影，无论谁站在那儿，都会产生一种疏远、沉沦的感觉。

西欧的古怪建筑，比如巴黎的蒙帕纳斯大楼，希望在战争灾难过后，传达一种全新、乐观、进步的精神。同样乐观的精神给意欲在被炮火夷为平地的英国城镇废墟之上建造新城的150份报告赋予了生机，1940至1952年之间，这些报告以“未来城市”为标题陆续出版。这些报告声称，一座全新的耶路撒冷将在旧城的废墟上拔地而起。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说，突袭是“规划者的意外之财”。在为伦敦制订的计划中，艾尔诺·格尔德芬格和E. J. 卡特（E. J. Carter）声明，他们的目标是给首都以“秩序、效率、美丽和敞亮”。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进一步的破坏，他们以阴沉的口吻提醒道：“空袭清理了一些地方，而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清理。”

但是， 正如工党知识分子雷蒙德· 波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和G. H. D. 科尔（G. D. H. Cole）在1946年抱怨的那样，任何需要强制购买的东西都“应该遭到特权阶级的竭力抵制”，这点已经很清楚了。普利茅斯的战后规划雄心勃勃，要将城市中混乱的街道布局一扫而空，并代之以整洁的几何布局，但这同样是白忙活一场。《普利茅斯计划》（Plan for Plymouth）提出将市中心的知名建筑迁移出去，因为“如此大规模的规划之中……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将会妨碍这些计划”。但是，人们希望它们留下来。规划者违反了民意，然后就失败了。一名规划师伤感地预言道：“众所周知的英式妥协将会成功，我们应该建一座‘中世纪’风格的现代城市：现代化的街道系统极不协调地与仿制的‘中世纪’外表搭配在一起。”他总结说：“毫无疑问，这种风格的未来城市就是许多市民设想的样子。”他还真的说对了。

然而，这样的妥协通常不光要让位给特权阶级，还要让位给战后资本主义的贪婪。在德国，经济奇迹带来的物质主义让百货公司如癌细胞扩散似的大量涌现。每家百货公司，无论地处哪座城镇或城市，风格都是大同小异。比如霍腾（Horten）百货商店，通常是多层楼建筑，外表为银灰色格子状，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来，而它的竞争对手卡尔施泰特（Karstadt）百货公司和考夫霍夫（Kaufhof）百货公司也有各自独特的品牌设计，同样容易辨识。这些建筑也不全是建在废墟上的，比如康斯坦茨（Konstanz）中世纪的中心区域就未曾在轰炸中遭到破坏。据说，战争期间，市长下令所有灯都亮着，它距离中立国瑞士只有几百米，这样轰炸机飞行员就会误认为它位于瑞士境内。后来，康斯坦茨古老的城市景观中心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整个城市风貌因而大为减色。在伦敦、法兰克福和其他商业城市，规划师完全无法抗拒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曼哈顿式”城市景观。只有极少数没有城市存在的地方，像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规划的特拉维夫（以色列港口城市），那儿的城市规划才能算得上是成功的。而在那些必须进行重建的城市里，规划者最终都会被强大的力量挤到一边。

虽然规划者满怀好意，但汽车根本无法在城市内穿行，20世纪末，市民开始重新采用公共交通运输。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公布“比钦报告”（Beeching Reports）之后，铁路运输线路遭到大规模关停，后来证明这是个极大的错误。保留运动将较为古老的建筑保留了下来，比如伦敦的圣潘克拉斯车站（St Pancras Station）。就在不久之前，与它紧邻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尤斯顿车站遭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今天看到的冰冷而阴沉的混凝土棚式结构建筑。城市规划的乌托邦主义从来不受大众欢迎，只有政治精英喜欢。1957年， 彼得· 威尔莫特（Peter Willmott）和迈克尔· 扬（Michael Young）出版了《伦敦东区的家庭和亲戚》（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书中描绘出一幅悲惨的画面：原本住在伦敦东区的人们，社区生活温暖和谐，却因轰炸而无家可归，被迫搬居新城，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片混乱和疏离。最终，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欧洲城市并没有“因祸得福”。规划者可能会抱怨“城市混乱”，因为“房屋与工厂混乱交错”，政客们也会“针对地方主义和因循守旧”而展开辩论，但大多数人就喜欢这个样子。

《因祸得福》分析和阐述了规划者的工作，他们都是空想主义者，怀抱现代主义的激进思想和革命理想。但从很多有意义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更广泛的反城市化运动的一部分，克劳斯·伯格曼（Klaus Bergmann）的《大城市的农业浪漫主义和敌意》（Agrarromantik und Grossstadtfeindschaft，该书于1970年出版，但遗憾的是《因祸得福》中没有提及）是第一本详尽记录了这一点的著作。许多规划师都想让城市更像乡村。假如任由他们去发挥，他们对德国城镇的破坏要远胜于阿瑟·哈里斯爵士（Sir Arthur Harris）的轰炸机造成的破坏。目前规划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与20世纪30到40年代的规划师梦想的“城市景观”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目的则更适度，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是为了制止狂放、失控的城市发展，规划就很有必要。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城市发展未经控制，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岸狭长的地带之外，居民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绿色空间。难怪最后一批公园消失之后当地民众会抗议。

因此，总体上说，有的读者会觉得这本书是对勒·柯布西耶或弗里茨·舒马赫等现代主义建筑规划师的批评。但读者很难在书中提炼出任何系统连贯的论点来。其中部分原因是作者经常跑题，不断重复，然后又卡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比如，书中总是提到舒马赫，非德语读者知道这个名字的应该非常少，而知道舒马赫的读者也会被书中的英语表述给吓住。比方说，该书告诉我们，纳粹在汉堡规划了可以“提供连接”的“地铁”，而居民住宅则“另作他用，变成了办公大楼”。易北河两岸通过“吊桥”相连，吊桥带有“新的标记路线”，由“胎面道路”形成，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遭到摧毁后的汉堡建设新方案”。编辑也很马虎，举例说，提到D. H.劳伦斯时，竟然只写“D. H.”；“托马斯·夏普”在某处变成了“丹尼斯·夏普”；说规划者警告人们“进步的不可避免性”；“普鲁士”与“俄罗斯”混淆不清；更滑稽的是第213页上的地图，图解文字竟是“前汉堡领土，现在并入了俄罗斯”。俄罗斯可是距离普鲁士数百千米呢，在波兰另一侧啊。然而，还有比这些可笑的错误更严重的问题，Stadtlandschaft（意为“城市景观”，指的是新型田园城市，是城镇与乡村的融合）一词总是被翻译成“区域城市”，如此一来，这个词就丧失了它本来的含义，变成了美国人刘易斯·芒福德的晦涩术语，专门用来描述他自己的城市思想。这实在是可惜，因为此书其实颇有启发性，编辑和作者还使用了一些醒目的现代名言和大量精美的重制插图。或许，最好是只看图画，不看文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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