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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街道拓宽后，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火势蔓延，而旧的街巷废墟上也开辟了新的街道。半个世纪后，汉堡遭遇了第二次大灾难：霍乱疫情。在6周内，约一万人死于霍乱。汉堡是霍乱历史末期中，西欧唯一一座受灾如此严重的城市。而疫情本身部分是由2万名码头工人携其家人搬迁而导致的。19世纪80年代，为了在码头区给新仓库腾出空间，这些人（与作者的断言相反）被一股脑地赶出了自己的住所，没有得到“安置”，导致其他地方过度拥挤，在1892年疫情暴发时加速了疫情的传播。比较来看，“清理贫民窟”似乎是紧随疫情开始的，但这再一次与作者的断言相反，它不是存在问题的房屋和不卫生的帐篷（尽管它们的确不卫生）引起的，而是因为此地的居民在疫情暴发4年后，也就是1896年，带头进行了大规模的码头罢工。重建工作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而不是在1892年的疫情之后开始的。“清除贫民窟”很难说是纯粹的利他行为，政治考量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往往占了很大比重。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汉堡那些被视作犯罪和左翼激进主义中心的“小巷民居”继续遭到清理，在腾出的空间上，盖起了又大又丑的办公大楼（丑到极致的，非“颇受赞誉”的“智利大楼”莫属）。这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住房迁出了市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大楼。规划人员试图利用这一进程，但他们不是商业利益的对手。然而，在德国，随着第三帝国的到来，规划师们看到了机会。汉堡得以重新改造，这一次是要改造为纳粹通往世界的门户。1937年，汉堡边缘的城镇和乡村被包括进来，城市规模得以扩大，希特勒所设想的最为宏伟的建筑项目便打算修建于此，包括一栋比帝国大厦还高、用作新的纳粹党区域总部的摩天大楼，还有一座易北河吊桥（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它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桥梁建筑”），长度超过金门大桥。还要修建一个大型阅兵广场，可供元首向10万人讲话。此外，这座重新规划的城市将被一条全新的宽阔高速公路环绕。

该计划于1939年生效，但并没有得到具体实施。地面太软，不适合建造摩天大楼，桥梁的建设则因为战争而被搁置了。还有些同样雄心勃勃的规划，要为汉堡增添更多的绿色空间（纳粹党的死对头，也就是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士居住的工人阶级区域将被取代），让交通系统更加合理，并将汉堡的人口分散至低密度的城市街区。1945年5月，规划师们仍在不停地工作，在地图上勾勒线条，就像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指挥那些早已不复存在的军队一样。

1943年6月至8月，汉堡遭受了“二战”中最为惨烈的几次大轰炸，整个城市已经所剩无几了。汉堡需要清理的瓦砾达3500万立方米。而在城市规模更大的首都柏林，需要清理的瓦砾则多达5500万立方米。像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这样的规划师重申了他们的老观点，想把城市分解成半乡村的社区单元。事实上，在法国马赛，这个想法至少有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实施，当时是1942年11月，德国刚刚入侵法国的自由区不久。这片区域紧邻维厄港（Vieux Port）北部，巷道狭窄，住宅拥挤，各色人种杂居生活，纳粹党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这就是个“猪圈”。1943年初，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将其拆除。4000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他居民则遭到了驱逐。为了证明这一过激举措是合理的，德国人声称，他们是在实施法国建筑师尤金·博杜安（Eugène Beaudouin）战前制订的城市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空袭的破坏也没关系了。新的林荫大道、高速公路和现代建筑取代了古老、生活感十足的“脏兮兮”的住所，但那些后来搬回去的人却感觉非常遗憾。曾经充满生机的小区已经失去了灵魂。

假如这些规划师的想法得以付诸实践，毫无疑问，欧洲许多城市也会有同样的遭遇。然而，对于大多数欧洲城市来说，战后第一要务就是给因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建造住房。如果可以，损坏的房屋会原地修缮。廉价住房修建得太快，根本没有考虑长远规划。街道和广场的重修计划常常受到产权问题的困扰。更重要的是，许多欧洲人认为有必要通过重建城市恢复到战前的样子。1946年，一位华沙高级官员说道：“对于我们的建筑遗产所遭到的破坏，我们完全无法接受。”“我们将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并一代代传下去。”法兰克福市中心按照原来的模样重建起来，包括罗马广场上的半木质结构的房屋，看起来与轰炸前没什么区别。有些城市，比如鹿特丹（Rotterdam），虽然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建设，但在乌托邦式规划实施的地方，结果并不总是受人欢迎。位于格拉斯哥（Glasgow）附近的规划新建的坎伯诺尔德（Cumbernauld）镇中心，于2005年被评为英国最糟糕的建筑，当地居民表示了希望将其拆除的强烈意愿。《因祸得福》这本书再现了战后许多缺少灵魂的网格设计，盒状民居整齐地分布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两侧，广场横贯其间，后来撒切尔夫人将这些广场蔑称为“吹风广场”。

苏联在这方面进行了独有的“深度”探索，在像斯大林格勒（后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等遭到毁坏的城市，规划建造了宏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环绕在中央广场四周，中央广场用来纪念战时红军和苏联人民的英勇表现，而大部分居民则住在郊区那些由木头、灰泥或混凝土板建造的营房里。负责重建的官员计划每年建设50万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而配备有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的不足1/3，分配给公寓的设施也只有30％。所有设计都按照“国家建筑管理统一办法”进行标准化操作。标准化或许可以降低成本，但只能满足最基本的住房需求，它所造成的后果目前在整个中东欧地区依然随处可见。比如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郊区到处充斥着丑陋的公寓楼群，前民主德国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也到处是造价低廉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