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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我国的第一艘航母正式交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代表全家参观了这艘被命名为“辽宁号”的航母，回到北京后，我立即赶到八宝山，告诉父亲：“爸爸，你可以安息了，中国也有自己的航母了，航母叫做辽宁号。”

　　父亲年轻时是个帅哥

　　苏联歌曲唱得非常好

　　华商报：作为共和国海军司令员，他创造了历史，作为儿女，您印象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

　　肖凯：首先父亲年轻时的确是个帅哥，尤其在苏联留学那段时间，很年轻很帅，那时我妈妈也一起去了。父亲学军事的，用俄文学的。妈妈是朱剑凡的女儿，外公在清末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周南女校。父亲不仅能打仗，又会书法、器乐等，这很难得，他唱苏联歌曲唱得非常好。我上中学时，在大连，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坐在阳台上，父亲给我唱《三套车》，他先用中文唱，又用俄文唱了一次，我觉得父亲唱得比我还好。

　　父亲鼓励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哪有海军司令员的子女不会游泳的”

　　虽然父亲的爱好很多，但钓鱼是后面才学会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叶帅（叶剑英）打电话来，要爸爸去钓鱼，我也跟着去了。其实他们不是在钓鱼，是在谈国家大事，警卫员都不让靠近他们。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家里的小孩子都喜欢钓鱼。

　　父亲也有意识地带我钓鱼去培养我。我记得他还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戒骄戒躁，克服虚荣和粗心大意，把心用在学习上，更好为人民服务”。除此之外，父亲还锻炼我们的毅力，我当时不会游泳，他说一定要学会，哪有海军司令员的子女不会游泳的。为了这句话，我苦学了两个多星期，晒脱了几层皮。之后爸爸又教育我们，说游泳是锻炼毅力，要把这份毅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去。我也深受教育，说实话我上学的时候代数几何都不喜欢，也学得不好，但是在这种毅力的促进下，一下子学好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学习很好，是全校的文艺委员，经常带着大家跳舞，因为我有海军文工团的资源，苏振华（时任海军政治委员）叔叔的夫人陆迪伦阿姨经常给我教跳舞，从文工团学回来以后教给大家。

　　父亲对我提出在社会上要谦让，有涵养

　　华商报：父亲对你们要求严格吗？

　　肖凯：首先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为一名党员，他自觉淬炼党性，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勇敢地克服。他的生活也很简朴，睡衣袜子都是补了又补还继续使用。父亲晚年跟晚辈讲得最多的是，“对一个人来说，在生命的长河中受点委屈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从中汲取教训。他教育我们无论何时都要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1949年，哥哥肖永定去苏联留学，学习有关两弹一星的科研项目。临行前，父亲要求哥哥实事求是，有进取心，正派有原则，以党的事业为重等。大弟弟考入哈军工学习，父亲又将该要求赠给他。对我则提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虚荣。在社会上要谦让，有涵养。我以前其实有件事情是埋怨父亲的，那时我上班了，论我的工作能力和经验，我都可以提升。可爸爸却告诉我不要抢名额，凡事多让人家，提工资时让人家，分房子时也让人家，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当时我确实有些生气，不太理解他，但后来我终于理解了。

　　父亲不仅对我们子女要求严格，他对工作也是一样。有一年爸爸在大连视察，路上看到有两个海军战士，其中一个鞋带松了。爸爸要车停下，然后走下车拍拍战士的肩膀，问海军的纪律有哪些。战士也不知道眼前这个穿便服的人是谁，但看到那么大年纪，就赶紧背诵，其中有一条是注意军姿仪态。爸爸就指指鞋带，那位战士红着脸赶紧把鞋带系紧。后来爸爸的秘书下车，介绍说这是海军司令员。很多年后，我在一个城市出差时，饭桌上居然还碰到了当年这个鞋带松了的战士，他主动说“那个人就是我”。

　　父亲一辈子很少放声笑

　　1955年授衔时脸上洋溢着最开心的笑容

　　华商报：在您的印像中，父亲最开心的时候是与儿女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吗？

　　肖凯：父亲上班时军装一穿，皮带一扎，很威严，我们还有点惧怕。但一下班后，他就换上便服，孩子们就最喜欢他了，背上背一个，怀里扎一个，旁边又拽一个，大家跟他特别亲热。但是父亲一辈子很少释然地放声笑，笑容里总像装着心事。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对于那天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天在电视里看到父亲穿着大将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下面是海军正在列队行进，一个镜头闪过，父亲朝着底下挥手，脸上洋溢着最开心的笑容。此外，我见到父亲最开心的笑就是“九一三”的那一天。回家后，因为心脏病，从来不喝酒的父亲主动要了杯酒喝，一边喝，还一边说：“今天真高兴。”那天父亲破例喝了两杯酒。当时我问父亲为什么这么高兴，父亲只是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吃完饭后，我们知道了，是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机了。

　　自己在延安出生

　　今年还可能回延安

　　华商报：您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后来还回过延安吗？

　　肖凯：在我59岁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延安，还在自己儿时居住过的窑洞前拍了照片。今年还可能回延安。

　　我1938年7月出生在延安凤凰岭下的窑洞中，因出生时窗外有两只燕子在飞，故童年时叫“延燕”，1945年随延安保育院进入陕甘宁解放区。1949年进城后，才由父亲改名为“肖凯”。在我之前还有个姐姐，在她一岁半的时候，父母接到紧急任务要回国，就把姐姐留在当地的国立幼儿园。解放后再去寻找时，姐姐已经失踪了，到现在都生死不明。这是父亲和母亲，也是家庭最大的遗憾，因为这个，母亲直到死都不能瞑目。

　　在延安时期生活艰苦，孩子们只能苦中作乐，当时没有玩具，只能玩泥土。我们都被剃了光头，分不出男女，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就靠美国人空投下来的罐头改善伙食。学校在飞机场的半山腰，敌机来的时候，我们就躲进防空洞，敌机走了我们就继续玩耍、上课。我经常和刘伯承伯伯的儿子刘太行玩，他们常用罐头盒串根绳子做电话，互相“打电话”取乐。那时，贺龙伯伯常把我们用手臂架着拎起来，玩拔脖子游戏，让我们很开心。父亲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我们的艺术天分。当时，每逢过节给工农兵表演节目，父亲就会让我上台，天很冷，我还穿着开裆裤，小脸冻得发紫，扭着、唱着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这一幕，逗得士兵们哈哈大笑，我也因此成了活跃气氛的小演员。

　　和平年代来之不易

　　一定要珍惜呀

　　华商报：您的眼睛受伤也是在延安时期吗？